在日本特务的疯狂破坏下，济南城市地下工作的开展屡屡受挫。如何成功打入日伪严密封锁下的济南城，成为党组织面临的严峻问题。到1942年，在济南的周围地区形成了鲁中区、冀鲁边区、冀鲁豫边区、清河区等抗日根据地，客观上形成了一个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中共山东分局在认真分析济南城市工作屡遭日特破坏的教训之后，决定将今后城市工作的领导机关设在根据地内，依托根据地开展对敌占城市的地下工作。
张洪涛夫妇从延安来到济南
1943年5月，张洪涛和妻子王真到达中共山东分局。张洪涛，齐河县人。1924年进济南新城兵工厂当童工。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12月，济南新城兵工厂党支部书记石哲被捕，经省委批准，张洪涛任支部书记。1937年8月，随着日本侵略军不断逼近，国民党政府决定将济南新城兵工厂迁往西安。经省委批准，济南新城兵工厂党支部所属党员全部随厂迁往西安。不久，兵工厂要迁往重庆，组织决定让他去延安。1941年，受党组织的派遣，返回山东。由于途中受阻，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太行分局工作了一年半才又踏上归途。
6月，张洪涛参加了中共山东分局召开的区党委书记联席扩大会议。鉴于张洪涛过去曾在济南从事过地下工作，中共山东分局决定由张洪涛筹建中共济南工作委员会（简称济南工委），由张洪涛任工委书记，武中奇、商景才任委员。为了便于开展工作，中共山东分局还决定让张洪涛兼任泰山地委副书记，同时决定建立济南市抗日民主政府办事处，由武中奇任办事处主任。济南工委和济南市抗日民主政府办事处都是公开性的机关，设在泰山区章丘、历城周边抗日根据地内。济南工委受鲁中区党委和中共山东分局双重领导。
1943年8月，张洪涛一行到达泰山区莱北县，在此召开了济南工委第一次工作会议，泰山地委书记林乎加参加了会议，确定了依托根据地开展济南城市工作的指导思想。
济南工委以根据地为依托，组织人员从济南城南、城东、城北等几个方向向市内开拓。
从济南南面向市内开拓
在济南南面，以章丘、历城边区为依托，向市郊、市内开拓。商景才会同从各地调来的干部迅速组成了工作组，在白炭窑、葫芦峪、拔槊泉等村领导群众开展减租减息、巩固政权、建立民兵等工作。
商景才一面做地方工作，一面带领陈图、李进东、李进宝等组织当地群众利用进城卖水果的机会，有步骤、有计划地到济南市内进行秘密宣传，往市内输送宣传品，并同市内的商贩、市民、学生、工人中的进步人员建立了联系。
由于工委的宣传和介绍，济南市内的许多群众对抗日根据地产生了向往，来根据地访问、参观的人日益增多。为了接待市内来访群众，工委建立了招待所，由陈图负责。招待所备有简陋的被褥、生活用品，还有不少进步报刊书籍和宣传材料，供来人阅读。济南市经常有工人和青年学生到根据地来参观、访问，在招待所里住上三五天再回去。
随后，工委又建立了训练班。训练班是为从敌占城市来的青年学生、爱国进步人士设立的。学员分散在周围几个小山村居住、上课，主要向他们讲解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策、抗日战争的形势、城市工作的重要意义以及城市秘密工作纪律、防奸反特等。有的群众经过学习，回市内做地下工作。大部分到地方或部队参加工作。
同时，工委还在白炭窑、拔槊泉、姚岑等建立了七八处秘密联络点。这样，市内关系来找工委联系，或工委转移驻地都有了落脚地。
张洪涛和商景才研究，在机关警卫班战士里选定党员李进东做交通员。他入伍前是一个贫苦农民，常到市区卖山货，对济南的情况比较熟悉。李进东找了一头小毛驴，装上两篓山果花红，把报纸夹在敌人报纸里，作为柳篓的垫底。李进东第一次去济南送报纸，工委很担心，想不到李进东很顺利地完成了任务。他回来说：“在去济南的路上，伪军的关卡并没有检查什么。到了普利门，日军哨兵见了就问：‘什么的干活？’我就把篓子盖掀开指一指说：‘卖山果花红的。’还抓了一些送给哨兵尝。哨兵摆了摆手说：‘开路开路的。’这样就过了普利门。”
据了解，市区群众看到工委铅印的《大众日报》很是兴奋。报纸在人们手中传阅，有的人能在一个晚上一口气把几期报纸全部看完，还有的人甚至看过几遍仍然不忍释手。于是，工委便把向市区输送报纸当成一项重要的经常性工作，每隔十天半月输送一次。
从济南北面向市内开拓
在济南北面，由黄河两岸向市内开拓。1943年10月，张洪涛打算同其原来在新城兵工厂工作的同事、亲戚、朋友取得联系，再通过他们开展广泛的地下群众工作。经过慎重考虑，张洪涛决定派妻子王真进入市内。
王真认真准备进入市内的一切工作。党组织通过地方上的关系在当地给王真借了一个年龄、长相接近的农村妇女的“良民证”，王真就照着“良民证”照片的模样来化装。但是还有一个难题，就是王真是山西人，口音和当地人不同，如果遇到关卡盘查，一说话就会露出破绽。送王真进城的王广义出了个主意，让王真一路上都不要说话，“良民证”由他带着。就这样，王真骑上小毛驴，提着山货，装作新媳妇走亲戚的样子向着济南城内出发了。一路上经过几道关卡，每到关卡处，王广义就拿出王真的“良民证”，并指着王真说：“她是个哑巴，不会说话。”为避免敌人盘查，他主动地拿些山楂、苹果送给他们吃，岗哨见到吃的东西也就放松了检查。
王真进入市内第一个落脚地点是位于舜井街张洪涛干妈和她女儿洪振英的家里。张洪涛家与洪家是父辈同事的关系，曾住过同院，往来较亲近。洪家几代都居住在济南市内，洪振英当时嫁给了一个伪警长。王真以南山农家妇女打扮是不能闯入洪家的。因此，王真与王广义过了八里洼的关卡就分开了。王真迅速地打扮成普通的城市妇女。到了洪家，王真的身份仍然引起干妈的怀疑，王真只得将他们在南山做抗日工作的情况告诉她，也乘机向她介绍根据地人民群众的生活，做些宣传工作，并向她讲明利害关系，嘱咐她对自己的来意要绝对保守秘密。
第二天，干妈和王真一起到了北园的边庄，找到张洪涛的姨表哥赵洪生家。赵洪生帮王真从黄河北张洪涛的老家接来了张洪涛的母亲。就这样，王真住到边庄，婆婆领着她走亲访友，开始了地下群众工作。
作为张洪涛的妻子，王真刚开始主要活动在张洪涛原来的一些关系中。王真在边庄等村待了一个多月，走访了10多个村子，联系了十几个关系，交了好多朋友，打开了工委在济南北关、北郊开展地下群众工作的路子。
赵鸿生、赵鸿滨、刘鸿喜、王禹惠等先后来到南山区与张洪涛取得联系。他们回去后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在新城、苇闸、刘家桥、魏家庄、华山王庄、卧牛山、黄桥、边庄等地发展了50多人的群众地下工作关系，使工委在市内的工作有了群众基础。
积极准备，打入市内
除了从济南南面、北面向市内开拓外，在济南东面，尹天佑率领着一支队伍活动在济南东郊铁路两侧，扒铁路，摸炮楼，袭击郭店铁路警务段据点，偷袭特务营长江秀山的营部，并在市内发展建立了地下群众关系。
通过从济南南、北、东三面的积极开拓，建立起较为可靠的地下群众关系后，工委开始积极准备派干部打入市内的各项工作。
工委组织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在开始时半年多的时间里，几乎每天清晨或黄昏都要转移驻地。而要成功打入市内，更非易事。济南四周哨卡林立，要进城必须绕过敌人据点。接近市区时，还得接受两三道关卡的盘查。日伪控制下的济南严密执行“良民证”和户口管制，推行连坐法，不时地搜査和清查户口。市内特务组织密布，妄图肃清市内的抗日活动及抗日分子。在这样的环境下，没有合法的身份和职业，在市内是无法立足的。
准备派入市内的干部陆续调来，分散住在周围村庄里待命。干部进城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必备敌人印发的“良民证”。张洪涛自己着手研究改制“良民证”。
张洪涛四处打听找到一部缴获的照相机。经过再三摸索，拍好照片，再对区政府和武工队从济南外围搞来的大批“良民证”逐个进行研究。挑选年龄、职业、地址合适的，然后，把“良民证”上的照片调换过来，再顺着原来钢印的样子一点一点地往新照片上砸。
接下来就是根据“良民证”上填写的职业，购买合适的服装。然后练习如何使用“良民证”，如何应付敌人。
再就是打入市内干部的落脚点和职业问题。
干部进城，第一次都是由市内的党员或可靠的群众，或亲戚、朋友带进市内，先找好落脚的地方，然后再想方设法找职业。由于敌人控制得很严，找固定职业是很困难的。工委前后派了十几名干部，到工厂当工人的只有一两个人。有的到学校里打零杂，有的在茶炉上拉火，还有的串街卖青菜。当时，干部能够安全进入市内，站稳脚跟，就是很大的胜利。
经过地下工作者的艰苦工作，从商埠到城内，从南关到北关、东关，在纱厂、铁路、打包厂、火柴厂、学校、兵工厂、砖瓦厂、铁路大厂、电灯公司、印刷厂、商店中，在车夫、市民、菜农之中以及伪军、伪警甚至特务组织内部，他们都有党的群众关系，每个人又各有自己单线联系的对象以及尚未对其透露自己政治面目的外围群众。他们在极其危险、极其艰难的环境中默默地工作着。
济南工委把开辟抗日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与开展城市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济南的城市地下工作出现了积极稳妥发展的局面。
执笔：邱存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