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润生青少年时家境贫困，全家6口人，仅有六七亩盐碱地。父亲丁德章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全靠他一人干农活维持生计，赶上丰年还能勉强度日，灾荒年景经常缺粮断顿揭不开锅。就是在这艰难的环境中，丁润生的父母硬是忍饥挨饿，吃糠咽菜省出点钱来，供他念书。丁润生是从小苦惯了的穷孩子，深知父母为供自己上学所受的艰辛。因此，他发愤苦读，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中学毕业后于1934年考入曲阜师范学校。此时，正值日本侵略者妄图鲸吞中国，民族存亡处于危难之际，而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卖国政策，叫嚷先安内后攘外，血腥屠杀主张抗战救国的共产党人。丁润生目睹这些事实，深感社会的黑暗和政府的腐败无能，思想苦闷，赋诗表达了自己的迷茫情感：
夜深不能眠，起数天上星，
星多数不尽，借问苍天何处有人生？
丁润生渐渐地萌发了救国救民的思想。他怀着寻求真理的强烈愿望读完了《资本论》，还从自己的伙食费里省下点钱订阅邹韬奋等主办的《星期周刊》《生活杂志》等进步书刊。他特别喜爱读鲁迅的书，经常和一些进步学生一起学习讨论。在一次鲁北毕业学生离校的欢送会上，丁润生慷慨陈词，希望毕业的同学“要为国家为民族出力，不要为某个人出力”。
1935年一二·九运动发生后，济南的学生进行了罢课斗争，曲阜师范学校的进步学子接到罢课宣言后，立即进行研究，并决定积极响应号召，联系全校学生于第二天全体罢课，选出学生代表，召开大会，散发传单，声援济南学生的罢课斗争。丁润生积极参加了这一活动，并经常与几位好友一起学习研讨国家大事。地下党组织注意到丁润生的进步言行，经常秘密寄给他一些进步书籍，引导他走向革命的道路。
1933年，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根据梁漱溟关于乡村建设的理论，在山东各县区设立相当于一个区级的组织，对政治、经济、教育、治安保卫实行统一领导。在邹平县建立“乡村建设研究院”，后又在菏泽、济宁设立分院。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中共山东省地方组织通过国民党政府向各地乡农学校派去一批党员和进步学生进行乡村建设。在这种形势下，丁润生于1936年在曲阜师范学校毕业后，年底即参加了在济宁举办的“乡村建设训练班”学习。结业后他被派往商河县龙桑寺乡农学校任教务主任。
1937年3月，中共鲁北特委宣传部长赵明新来到龙桑寺，介绍丁润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一方面积极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一方面秘密地在商河籍的同学中发展新党员。8月，丁润生介绍李逸民（又名李一民）、李益亭入党，并随之建立了龙桑寺党支部，丁润生为书记，李益亭为委员。接着李逸民发展李兴湖入党，李兴湖又发展李杰臣入党。同月，在龙桑寺成立了中共商河县委，丁润生任书记，李逸民为委员。从此，商河县人民有了党组织的领导。
赵明新以龙桑寺乡农学校为落脚点，在临近几个县展开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的工作。丁润生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与无棣的党员关兴甫、德平县的党员丁学风建立了单线联系，并经常奔波于无棣、德平之间传达党组织指示，进行情况交流。
以丁润生为书记的商河县委，利用乡农学校这块阵地，创办了《游击队》报。他亲自撰稿、刻版、印刷，在群众中散发，积极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唤起人们的觉悟。同时，丁润生借乡农学校开设训练班的有利时机，着手组建抗日武装。通过一个阶段的积极工作，在基本掌握了乡农学校的100多人和30多支枪的基础上，建立了一支抗日队伍。为把这支队伍带走，他专程赴无棣向鲁北特委书记于文彬汇报。于文彬随即派刘青林协助丁润生把队伍带到无棣集结。丁润生、刘青林在返回商河途经阳信时，被顽军逮捕，武装集结未能实现。丁润生被捕后，敌人对其严刑拷打，他受尽了各种折磨，但始终没有吐露一点实情，保守了党的秘密。一个月后，经党组织多方营救，丁润生获释出狱。
丁润生出狱后，于1937年11月调无棣县委任宣传部部长。他与石景芳等在无棣县西部深入农村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1938年3月，丁润生随武装部队被编入三十一游击支队第三路军，任三十一支队政治部总务科长。5月，三十一支队改编为八路军六支队，丁润生调任中共庆云县委书记（对外叫平津办事处）。这时，县委和县政府刚成立不久，迫切需要培养抗日骨干力量。丁润生和周砚波、于梅先等举办了“抗日教师训练班”，从各地集中了300多名爱国知识分子进行“共产党的性质任务”“社会发展史”“无产阶级革命是必然规律”等教育。丁润生亲自给学员讲课，并结合当时的形势，深入浅出地讲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战必胜、不战必亡”和“中国的前途必须走苏联的道路”等道理，还结合自己的实践和体会讲“如何搞好民运工作”的经验，并通过大力揭露日军侵华罪行，激发学员的抗战热情，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增强其抗战必胜的信念。训练班上的这些学员，后来经过党的培养教育，大部分成了庆云县和邻近各县的抗日骨干力量，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广泛开展。11月，日军侵占庆云城，党组织转向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在农村艰苦的条件下，丁润生坚持深入宣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思想，坚定人们的抗战信念，发动群众骚扰打击日伪军。
1939年初，日军回师扫荡，重兵入侵沧县，攻占了中共沧县县委、县政府所在地——圣佛镇，气焰非常嚣张，使沧县党组织、民主政权和地方武装受到很大损失，党组织活动陷入极度困难境地，不得不暂时到乐陵县境以避敌锋芒。值此困难之际，党组织派丁润生到沧县工作。他不畏艰险，秘密联系地下党员和抗日积极分子，在艰苦的环境里顽强地开展工作，很快在沧县恢复了党的活动，重建了县委和县政府，由丁润生任县委书记兼县长。后来上级派张玉梅任书记，丁润生任县长。恢复整顿组织后，丁润生立即着手组建了沧县抗日大队并兼任大队长，带领县抗日武装打击敌人。1940年，有一次他率领县大队在孙家屯设埋伏，袭击了40余人的日军。战斗打响后，他身先士卒，勇猛地同敌人拼杀，当场消灭了20多个敌人，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
在艰苦的斗争中，丁润生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严格要求自己，总是把爱护群众、关心战士放在首位。凡遇战斗，他亲自指挥，冲锋在前，因此深得群众和战士们的拥护和爱戴。他在沧县工作期间，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及时发现和纠正了在锄奸和减租减息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注意做好统一战线工作。沧县有个开明士绅杨苏明，经过丁润生的帮助教育，积极拥护党的政策，支持抗日，用他的私人小医院为抗日伤病员治疗，尔后在这个医院的基础上建成了冀鲁边区八路军后方医院，为救治伤病员做出了很大贡献。还有一个地主出身的杨大生，经丁润生多次教育，也积极参加了抗日队伍，并担任县大队副大队长，在党的长期培养下，成长为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干部。
1942年，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频繁扫荡，到处设立据点岗楼，残酷地杀害抗日军民。斗争环境异常艰苦，形势迅速恶化。是年秋，丁润生奉命调离沧县到行署工作；行署机关当时也经常转移，与敌人周旋。这时丁润生的爱人正逢怀孕临产，他把爱人托付给老乡，并深情地对她说：“我们都是共产党人，应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今后的环境可能更为复杂恶劣，生活更为艰苦，你要与群众打成一片，经得起斗争的考验，生孩子的事已给你联系安排好了，你就自己去吧！”说完就和妻子分了手。在人民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丁润生毫不动摇地服从人民的利益，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品质。
1943年8月，商惠县委书记李炎因积劳成疾，肺病发作去世。冀鲁边区三地委调专署秘书主任丁润生（此时化名赵元明）任商惠县委书记。当时日军对商惠县境内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疯狂地实行“铁壁合围”“梳篦拉网”“捕捉奇袭”等种种名目的大扫荡，并实行灭绝人性的“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日伪军的岗楼据点遍布全县，封锁沟、公路网纵横交错，县内根据地被分割成零星小块，斗争环境异常恶劣，党的活动受到了极大限制。在此情况下，丁润生同县长王权五等率领独立营以游击战术打击敌人。他们白天深入村庄农户做群众工作，夜间袭击敌人。
1944年夏天，日伪据点抽调一部分兵力扫荡抗日根据地，敌人后方空虚。丁润生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率商惠独立营到处打击敌人，突袭大田家日伪据点，烧毁了小李家据点和朱家岗楼。在小塘家战斗中，消灭了伪中队长王存重，镇压了罪大恶极的伪区长邸风辉，伪侦探杨清金、李春敏等，并以县政府名义布告全县，震慑了敌人，鼓舞了人民。
1944年秋，乐陵县警备大队长何树茂率伪军8个中队700多人的武装，到惠民投靠日伪军。商惠县独立营侦察得知这个敌情后，丁润生、王权五等率部队在青纱帐的掩护下，一路急行军来到位于商、乐边境的长庄一带，对正在酣睡的何树茂部突然发起猛烈攻击，俘获伪中队长1名、士兵30多名，缴获长短枪50多支、战马10余匹。何树茂如惊弓之鸟率残部仓皇向东逃窜，独立营紧追不放，一直追到阳信县境内西南部的洋湖村。经过70多里的追击，敌人已狼狈不堪，在我强大武力威慑和政治攻势下，被迫放下武器投降。独立营又缴获机枪6挺、长短枪300余支。战后受到军分区“一日打三仗，仗仗都漂亮”的嘉奖。
1944年11月，渤海区二地委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决定以商惠县为依托向东开辟新区，在商河、惠民、济阳三县交界地域建立三边县，抽调对敌斗争经验丰富、熟悉情况的干部组建三边县县委县政府。丁润生被调任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王权五任县长兼县大队队长。此时，这一地区的日伪军活动猖獗，丁润生等率领县大队积极发动群众，培养抗日骨干，不断袭击和骚扰敌人，使县大队在商、惠、阳一带群众中的影响不断扩大。1945年2月2日，丁润生与王权五及二分区三大队副队长易继福等带领县委县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和县大队驻在史家庙村时，侦察员发现敌人由东向李毛家村进军，认为是敌便衣队下乡抢粮，便迅速回来将敌情向领导做了汇报。丁润生当即率领部队向李毛家出击。战斗打响后，他才发现原来侦察的敌情有误，这些敌人并不是抢粮队，而是日军化装的精锐“三角部队”。县大队遭敌人重兵围困，战斗打得非常激烈残酷。丁润生沉着机智地指挥部队突围，但因敌众我寡，伤亡很大。在突围中，丁润生在四门张村遇敌拦击，身负重伤。日军从四面涌来，在不能脱险的绝境中，他大义凛然，宁死不屈，饮弹自尽，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视死如归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保持了中华民族的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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